该文章认为，美国实行的全国统一的联邦税降低了高生产力地区的长期就业率以及美国整体的生产效率，导致了社会总福利的损失。

该文章阐述到，由于美国各城市的工资和生活成本差别较大，平均名义工资较高的城市，生活成本往往也较高。

而美国的联邦税是依照名义工资计算税款的，平均名义工资高的地区在有着与其余地区相同真实工资的情况下，却要缴纳更多的税，并且没有享受到更高的福利。

这会导致城市间税收分配不平等，使得大城市工资与房价相对下降，劳动力由此流向平均名义工资较低的城市甚至是农村，由此产生的就业地理分布效率低下，总体上降低了社会福利。

事实上，在这种税收体系下，大城市的中产阶级在补贴小城市的中产阶级，而这并不是政府的初衷。

依据一般均衡模型，该文章估算得出，这样的税收结构导致高工资地区的长期就业率降低了13％，土地和住房价格降低了21％和5％，整体损失的经济效率大约为每年280亿美元。

事实上，在美国的税收体制中，州税的存在以及各种基于当地生活成本的税收福利，例如按揭利息扣除，已经大大缓解了这一隐性的地区不公平。

然而David Albouy在综合考虑了这些因素之后依然发现如此大的地区不平等和福利损失。

而在中国的个税体系中，极少有这些基于当地生活成本的税收福利。

在此次个税改革之后，也仅仅在住房租金专项扣除上考虑了地区差异。

可以想象，在中国这种全国统一的个税体系下会造成更大的经济效率与福利损失。

事实上，在中国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中国有大量没有当地户口的外来务工人员。

大量的外地工人为城市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促使城市凭借人口红利不断发展。

尤其是一线城市，外来务工人数是个十分庞大的数目。

以上海为例，2016年上海常住人口为2419.7万人，而户籍人口仅有1450万人（数据来源：

2017年上海统计年鉴）。

而那些在高生活成本地区生活的外来务工人员，缴纳着比其他地区的外来务工人员更高的个人所得税，却无法享受与当地市民同样的社会保障福利，例如医疗保障、住房补贴、儿女受教育机会等。

这无疑会造成了更大的经济效率与社会福利的损失。

未来改革的方向

个人认为，本次中国个人所得税制改革的最大亮点无疑是增加了专项附加扣除，根据每个家庭的实际情况进行所得税的调整。

并且，本次改革后，个人所得税制初步开始考虑区域差异，即按照区域生活成本的差异实行住房租金扣除。

这些改革，体现了不同家庭纳税能力的差异，更是中国个人所得税制度逐步实现地区公平化的良好开端。

个人所得税为政府提供了稳定的财政收入，保障了优质的公共服务，并一定程度上通过财富再分配减少了社会不公平。

然而正如本文所阐述，目前的个人所得税制存在着隐性的地区不平等，并带来了社会整体经济效率的损失。

那么未来的改革方向，应该继续在保障公平和效率上努力。

企服快车面，个税征收与扣除标准可以更多地放权于地方政府，使之能够针对当地实际情况，将各项专项扣除标准细化灵活化。

在教育支出、医疗支出、老人赡养费用、按揭利息等各个方面实行区域差异化对待，充分考虑当地的物价水平与长期发展方向，制定合理的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专项扣除标准，保障公平。

另企服快车面，要兼顾公平与效率，充分考虑税收的宏观经济调控作用，加强基础设施与完整和谐法制法规的建设，促进可见的经济发展，关注中国各地区以及社会各阶层的协调发展，实现效率的最大化。

同时，户籍制度的改革与个人所得税制的改革息息相关，涉及到千千万万外出务工人员的切身利益，政府在后续的改革中要做到高瞻远瞩，充分考虑不同政策之间的相互关联与影响，制定出最合理而有效的改革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