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宏观税负不是很重，但老百姓普遍感受到税负的压力，这其中的原因本人认为有两点：

其一是税制结构的问题；其二是国家财政支出的结构问题。

一、税制结构的问题

税收制度中的各税种有不同的功能和机制，流转税在税收征缴中是效率较高的税种，而所得税更有利于公平。

因此，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更容易实现公平，而我国目前实行的是一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流转税所占比重较高，所得税比重较低，税制结构在设计上有失公平。

目前我国共有19个税种，如个人所得税、消费税、增值税、营业税、印花税、契税、关税、车船税等等，贯穿生活的方方面面。

根据财政部数据，去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只占税收整体的6.696，而流转税的比重占税收收入的七成以上。

这意味着，纳税人需要缴纳的税，不光是看得见的个人所得税，更多的税负来自看不到的流转税，而普通百姓更多的关注缴纳了多少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上调多少更合理。

清华大学318八教授梁小民近日撰文称，政府就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上调至3000元征求意见，这当然是一个好消息，但个人所得税在我国的税收中仅占76，我国更多的税收是看不见的税收，隐蔽在商品价格之中。

而以流转税为主要税种的中国，很多“税”被隐蔽在了商品的价格之中。

只要消费商品和服务，消费者一般都要按比例缴纳间接税，厂商可以通过商品和服务加价的方式将税收转嫁给消费者。

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首席教授李炜光表示，在生产领域，生产企业可通过加价的形式，将流转税转嫁出去，在流通环节也是如此，流通环节越多，就越可能增加商品售价，层层转移税负。

究竟能转嫁多少，由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企业、不同商品的供求关系综合决定，有可能全部都转嫁给消费者，也有可能转嫁一部分；中国社科院财贸所税收研究室主任张斌表示，大量的税收含在商品价格当中会有两方面影响：

一是生活必需的消费品，穷人和富人都需要消费，那么按照所纳税款和收入比例来看，穷人的比例比富人高得多二是可能推高商品售价，较高的含税价格不利于扩大消费。

从专家的解释，我们就可以看出，生活必需品中包含着诸多的税费，导致百姓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加之贫富差距逐年增大，导致百姓幸福感普遍不强。

《福布斯》2009年底公布的全球税负痛苦指数中，中国内地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法国。

此前中国多次在该榜单中位于前列。

中国财税部门曾多次澄清解释，但仍未释解公众疑惑。

二、财政支出的问题

有学者认为，税负水平高低不是问题的重点，重点是纳税人是否感受到了财政收入增长带来的利益？其实从个人角度上看，个税减少多少对生活的影响并不是很大。

所以与其减少个税，还不如改善社会福利。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小年指出在很多发达国家，征税需要通过议会批准。

而国外民众之所以愿意交这么多的税，是因为他们能从财政支出中获得很大的利益，因为国外的财政收入大部分都用在医疗、教育、卫生等民生方面；发达国家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般在5596以上，这意味着其国民财富在初次分配阶段即大部分为劳动者所有；而我国劳动者报酬占比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目前还不到4096。

劳动者难以分享更多财富，直接体现为工资增长缓慢，这让消费者在面对高物价时，越来越缺乏底气。

只有当人们的收入能保持合理增长、负担相对减轻、对生活质量更加满意时，物价对比才会成为一个更轻松的话题。

收入增长慢，负担却没有减轻，高昂的教育费、医疗费等，一个人不拼命工作就很难维系家庭正常运转，长此以往，何谈生活质量？

中国宏观税负的水平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存在着一些不对称，确定一个合理的税负水平、优化税制结构、降低流转税的征收比例是我国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其次调整国家财政支出结构，政府支出更多的投入到公共服务、医疗、教育、卫生等民生项目下，将能更好的提高百姓的生活质量，降低生活压力，并能提高税收依从度，真正实现先“民富”后“国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