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涨薪潮以及货币政策，在东部省份的多个纺织和服装生产厂掀起了阵阵波澜。

而其他地区此前发展颇为成功的小型企业，未来前景也随之受到挑战。

浙江的织里有数百家小服装作坊，在这里似乎每个企业都多多少少参与了童装的生产。

织里的一家服装作坊主傅伟民说，我们不得不提价来适应成本的上升，每年工资都会上涨。

多年来，中国工人的薪酬一直在增长，但由于计划生育政策造成年轻工人数量不断萎缩，中国经济的反弹遭遇用工荒，如今的用工压力尤其大。

大型外国企业已经感受到了影响，丰田汽车公司和本田汽车在中国当地的业务受到了工人罢工的打击，而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代工商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承诺至少加薪30%。

然而将受到更大冲击的，无疑是中国的1000多万个小企业户，正是它们构成了中国60%的经济和80%的工作岗位。

很多小型轻工制造企业组成高度分工的“集群”，特别是在东部沿海的浙江省。

“我们不得不提高售价，以应对更高的人力成本。

每年工人们的薪酬都在上升。”一名小型纺织作坊的老板说。

盛产竹制品的湖州、世界上最大的打火机制造城市温州，这些城市的商户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的运作需要依赖于低价劳动力，然而低价劳工已经在日益减少。

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驻华盛顿经济学家、研究集群对农村发展影响的张小波说，中国的这些小型企业属于劳动密集型的运营模式。

真正的问题是它们是否能在劳动力短缺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新环境下生存下来。

目前是一个重要的转型期。

一些集群将幸存，而有些则会崩溃。

张小波说，以集群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有助于中国的创业者克服在国有企业主导的经济中经营企业的各种障碍。

启动成本较低，因为每个企业都可以只专门从事一个很窄的领域。

在生产被很多企业分工进行的情况下，每个企业都可以给客户赊账的机会，而它们也可以从供应商处赊账，这就缓解了融资的负担。

买家喜欢集群，因为它们可以在一个地方找到所有需要的东西。

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织里一直专注于童装生产，当时一家当地工厂发现童装比枕套更赚钱，很快人们就纷纷效仿。

随着织里声名鹊起，它吸引了更多的服装公司。

如今，织里到处是低矮的房屋，既有小巷里的家庭作坊，也有更大规模的工厂区。

李强是在他的家乡内蒙古开始童装生产的，11年前他迁到了织里。

由于商人们都知道织里，他可以比在家乡销售更多的服装。

此外，他说，当地政府会提供帮助，这里的人也很诚实。

李强说，现在阻碍发展的是要找到足够多的工人。

在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挤压利润率的情况下，他需要提高销售量来维持利润。

不过，李强找不到足够多的熟练工人，即使这里的工资已经比其他省份高出40%。

此外，也难以放弃织里的关系网、迁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省份，因为这需要大笔的投资。

为了解决年轻工人短缺的问题，织里的很多工厂如今都是雇佣30多岁的已婚夫妇。

湖州豪得利制衣有限公司总经理林云江说，他手下的240名工人几乎都是已婚夫妇。

他已经把员工住房从男女分开的宿舍改造成了独立的夫妻公寓。

其他厂主则开始试图通过更多地投资资本设备来摆脱对低成本劳动力的依赖。

六年前与儿子们一起创立了宁波贝斯特纺织有限公司的叶阿华说，他在高质量棉布生产设备上投资了人民币2000多万元，而当时大部分当地的服装厂只投资不到50万元。

结果是，如今他的工厂只需要70个工人。

要更多的厂主效仿他的做法，他们将需要一个更好的融资途径，因为中国的银行体系偏爱大型国有企业。

好在政府已经承诺改善现状，并表示目前中国小型企业贷款的增速比大型企业要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