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诺维也夫信”事件，《每日邮报》和《泰晤士报》的协同作战可以说是英国政府争取国际新闻话语权的典范。

非主流媒体引发民间舆论场，构造统一的国内舆论环境；主流媒体再次验证非主流媒体的观点，遥相呼应，形成统一口径对外报道，以“受害者”的姿态博取国际同情，构造与国内相统一的国际舆论环境，将单一官方渠道发布消息的苏联击溃于无形。

这给当下我国争夺国际新闻话语权带来启示。

所谓话语权包括话语实力和话语权力。

前者是指具有足够的信息资源、传播途径进行国际政治新闻报道，后者是指传播作用力、传播效果。

我国的主流媒体在这两方面的优势可见一斑，但是在非主流媒体方面的建构也存在着和苏联一样的问题，这也是我国媒体为西方国家所诟病的地方。

对比苏联，我国对非主流媒体的重要性尚不够重视，在国际话语权的争夺上主要依靠主流媒体发声，与西方国家的统一战线相比，明显逊色很多。

结合“季诺维也夫信”事件和中国实际，笔者认为我国目前在国际新闻话语权的争夺上主要存在以下缺陷。

第一，单一的媒介文化建构模式，信源单一，发声渠道单一，浓烈的官方色彩，难以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

第二，对于西方媒体的“对抗式”解读，没有形成自己的国际新闻话语体系与之进行对抗，容易陷入西方价值观体系。

第三，对外传播过于倾向于正面宣传，一个没有负面报道的国家自然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第四，传播方式和技巧不能因时因地制宜，不能实现“国内故事，国际表达”。

第五，主流媒体与非主流媒体资源分配严重不均，呈断裂式发展，在形成国内统一对外口径方面明显不足。

第六，政党报刊体制色彩过于浓厚，缺乏市场竞争的压力，新闻内容过于模式化。

第七，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受到的限制过大，不利于多元观点的形成。

针对我国国际新闻话语权存在的问题，以及非主流媒体对构建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性，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其一，充分发挥主流媒体与非主流媒体的联动优势，一致对外，增加“国际新闻发声量”；其二，国际新闻报道要“国内故事、国际表达”，采取跨文化传播方式；其三，主流媒体要强化“文化符号”，弱化“政治”，而非主流媒体则相反，加强二者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共识；其四，构建扎根于民族文化的国际话语体系，有纲有则方能临危不乱；其五，在现如今新媒体技术等发展的情况下，要充分发挥好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优势，使二者都能成为国际新闻话语权的主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