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中华文明的早期，武备往往都是由受过教育的贵族承担的，一般的下层民众无权参军。

春秋时期的军队是贵族的军队，士族子弟以参军为义务，为荣耀，只有少数专司史书宗教事务的官员才不直接参与战争。

当时的人所接受的教育、所接受的社会思想也都是文武兼备的。

如墨家弟子，摩顶放踵以利天下，既重谈辩以申明兼爱非攻之大义，也不放弃武功，行侠仗义，匡扶世道，人称“墨侠”。

再如儒家。

儒家要求弟子所学习的六艺中，有三艺与武力有关，其中射、御二艺直接要求弟子修行武艺，而礼，并不单单是指后来被僵化、扭曲的烦文缛礼，也包括军礼、军制。

另外，孔子本人也是“钓而不纲，戈不射宿”，身怀武艺的。

可见当时的人是没有文武的分别的。

文武的分离发生在战国时期。

战国时期出现了试图仅凭口舌之力而平定天下的士人，如张仪、苏秦；以及只有武艺而自身不具政治理想的侠客，如聂政、荆柯。

他们各自偏废，失去了过去士人文武双全的本色。

战国时期残酷的灭国大战使得上层统治阶级的和平主义思想萌发，加上民众的厌战情绪越来越重，配合了当时文武分离的趋势，文德的地位开始上升。

虽然秦朝将武力发展到了某种极致，但不久以后，汉朝取而代之时，就对这种穷兵黩武的路线进行了彻底的纠正，转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彻底的文治时期。

雷海宗先生曾指出，秦汉以上的中国，是动的中国；秦汉以下的中国，是静止的中国。

他认为秦以上动的历史，历代都有政治、社会的演化变革，而秦以下静的历史，只有治乱骚动，没有本质变化。

“在固定的环境之下，轮回式的政治史一幕一幕的更迭演排，演来演去总是同一出戏，大致可说是汉史的循环发展。”[1]102

这是一种消极的文化，而这种消极文化的根源就在于没有真正的兵，也就是没有武德。

纯粹的文德使得文人士大夫“只会打笔墨官司和研究骂人的艺术”[1]7，面对外敌的威胁却无力抵御，只能委屈和亲，或者称臣纳贡，直至亡国。

等到外族如匈奴、拓跋、满洲等为中原的文德文化削弱了进取精神，蜕变为汉文化的新属民；或如蒙古直接退出中原，我们的文人士大夫便复又开始了高调或内斗，甚至被阉人这类人物把持朝政，可谓腐朽软弱到了极点。

民族的直爽、进取的气质在纯粹文德的文化传统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消极、虚伪，苟且、自大，这一切导致了我国在近代的无力与屈辱。

所以说，中国的积弱，不是近代以来所遭受的灾祸的结果，而是数千年以来体制和特性的先天弱点造成的，其中尤其负有责任的就是这种纯粹文德的传统文化。

文德的传统文化使得文人士大夫把持了朝政，武官成为附属，历朝历代初期都会发生关于兵权的斗争和杀戮，国家也久而久之沾染了文人的气质。

文人治国固然对于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他它对武备的忽视对社会风气与价值取向却存在着非常不利的影响。

汉代以后人们都以参军为耻，逃避兵役，也没有战斗意志。

兵制无法维持，一改再改，最后只能募兵。

雇佣兵的战斗力与志愿兵的差距是不言而喻的。

这种“无兵的文化”使中国在历代的反侵略斗争中都深受其害。

文人治国的所种下的危险，更无法通过文人的那一套换汤不换药的救国路线来得到解决了。

文德的致命缺陷就在于此。